最近读了李定信《中国正统风水学–赣州杨筠松风水（地理）学》，书中肯定郭杨曾古法风水术及传至三四代新法给予肯定，如吴鸾景、赖文俊、廖禹辈、胡舜申辈，便进行“革新”了，其实质是量益而质损，风水术的内容加多了，其乘生气的科学性就大大的倒退而变质。
他分析其主要原因有二：
一、风水理论主要是源于黄帝命大挠作甲子和夏禹造夏历的历法。周文王创后天八卦作《经》和孔子作《传》而产生五行生克。由葬不择日而进为择日，充实了卜宅的内容，因而郭璞《葬书》除“势为难，形次之，方又次之”之外，还重于“藏神合朔”和“岁时之乘为二凶”。杨筠松为风水择日也著有《造命千金歌》，其云：“不得真龙得年月，也应富贵发人家”因此，郭杨曾古法风水术，除重于形势和方外，尤重于择吉日。在日家就是天人关系，自天星以及人的父子财官，禄马贵人。
二、算命术的发展，在唐玄宗元和年间（806-820年），李虚中就建立了相当系统而复杂的算命方法。至五代（907-959年）徐子平又改进算命术为四柱八字。其内容都是讲天星和禄马贵人。
郭杨曾古法风水术，内有自己的风水术与日家的融合，外有算命术的渗入，郭杨曾古法风水术的内容，因此就复杂化了，宋代赖文俊就以二十四山化为二十四天星撰写了舍刃就禄的《催官篇》。廖禹传吴景鸾之学，撰八卦九宫，禄马贵人……样样俱全的《阴契阳符》，胡舜申的《阴阳辑要》就是例证。但赖文俊为配合他的《催官篇》而创造了极星方位的中针，配合天地人三才，而称人盘，即世人所称的赖盘。完成了今日具有正针、中针和缝针三大圈的中国罗盘。
特别是南宋绍兴年间（1131-1132年），理学家朱熹的高第子蔡元定，误删误释郭璞《葬书》盲目的加入了“气，乘风则散，界水则止”的谬论，与郭璞的“乘生气”背道而驰，把风水的理论主导引入歧途。
据《苏州府志》载：“胡舜申，绍兴间自绩溪（安徽省徽州）徙吴（五代时，杨行密据淮南兼有江西称吴），通风水阴阳之术，世传江西地理新法出于胡舜申……”。
因此，郭杨曾古法由原来的玄窍关系而转化为玄关窍关系的新法。
本人对此并不完全认同，风水学的“生气”观不仅如此，还有很多内容要科学的发展去验证，此观点只是对现有世人的科学观的一点证实，并不代表全面的风水内容。
还有在对江湖术士的产生原因论述
原文：回顾一下风水先生的素质问题，鼻祖郭璞据《辞源》载：“郭璞，晋·闻喜人，字景纯，博学有高才，词赋为东晋之冠，尤妙于阴阳历算、五行、卜筮之术，所占多奇验，其文学几为术数所掩，所著书有《尔雅注》、《山海经注》、《穆天子传注》、《楚词注》、《子虚上林赋注》数十万言，后为王敦所杀。”
其所著《葬书》，后人说是托名撰的，这是粗略的臆猜，没有作深入的探究，其实《葬书》非郭璞谁也无此大才而撰写。从郭璞《葬书》的内容可以知道：
一、郭璞所谓生气，千百年来无人理解，宋代理学家朱熹的高弟子蔡元定，在其《发微论·生死篇》内理解的生气是与“死气”对称的，“生气”，不符合郭璞“行乎地中，发而生乎万物”的生气。
二、所谓风水，也是无人理解。宋代蔡元定和元代吴澄理解的风水，是“气乘风则散，界水则止”的风水。不符合郭璞的“得水为上，藏风次之”的风水。因为生气是行乎地（地表内）中的，而风是行乎地外（地表外）的，生气是不可能乘风。界水也不可能阻止生气的运动变化，若“界水止生气”，对岸岂不是没有万物。而且郭璞所谓藏风，是使生气不噫而成风，不是蔡、吴说的藏风是蔽风。
三、只有郭璞才理解势与形，后来术者和一般人理解的势与形把山川的现象，认为是动者为势，静者为形，与郭璞“千尺为势，百尺为形”不相符合。众所周知，站在明堂中间向周围去看，或站在穴场往前看，所有的山峰都是静的，即所有的山峰都是形而没有势。只有在穴场往后看，或在山的近处看远方来的，才理解为若水之波若马之驰的势。因此，郭璞对形势，不理解为动与静的关系，而理解千尺与百尺的关系为形势的概念。
因此，郭璞博学高才非但在文学方面，在风水术方面亦为东晋之冠。
唐代的风水先生，如杨筠松、曾文辿、刘江东、李淳风、邱延翰、卜则巍、游潜、何令通等。五代如陈希夷、范越凤、陈亚和、吴克诚、吴景鸾、张子徵……等。
宋代如蔡元定、刘谦、赖文俊、廖禹、傅伯通、谢和卿、王伋、厉伯韶、胡舜申、邹仲容……等。
元代如傅文懿、齐易岩、曾葛奚谷 、刘秉中、傅旭、吴曹、……等。
明代的董德彰、李玄绪、陈彦辉、何德宏、徐长谷、周视、徐继善、徐继述、徐世颜、廖均卿、游朝宗、骆用卿、王徵莹、谷宗纲、徐拱……等。
清代如赵九峰、叶九升、蒋大鸿、沈竹礽、李三素、李国木……等等。大部都是宦官，非宦官也是书香子第，都著了书，立了说，虽然是理有分岐，立说各异，但他们都有各有各自一定的理论。
延至清末，特别是康（有为）梁（启超）维新以后，由于受“新科学”观的影响，真正的知识分子，都不从事方术，不做风水先生了。做风水先生的都是没考上秀才的监生先生，尤其到了民国年代，从事于风水术的都是道士先生，算命先生，日家先生，甚致于瞎子、跛子……等，他们是没有什么理论水平，光凭嘴巴，各说一套，各做一套，甚至其风水理论师徒都不会一致，中国风水术就沦为江湖骗术了。
江湖术士之违法是存在甚多，但精妙之处非此论能代表，何况利用违法之辈都会应得相应惩罚。但文中对风水的观点，及生气观的看法，本人还是完全认同，我们来看一下：
首先我们来理解一下甚么是风水中的“风”？
众所周知，空气流动而成风。蔡（元定）徐（继善）毛（永清）所说的“气乘风则散”的风，可能是这种风。因为“气乘风则散”，所以乘生气就必须要蔽风。采取了蔽风的措施，生气就不散了。因此，风水家们认为选址（点穴）选定后有玄武山，左有青龙，右有白虎砂的地点就可以蔽风。也有风水家主张建高墙筑壁垒以蔽坳风的。而事实上采取任何方法、手段或措施都不可以蔽风。因为流动而成风的空气，是无孔不入的，要蔽风只能令空气不流动，或许要建筑上下周围的真空隔层，才可以蔽风。可是这种风水，对阴宅的尸体或骸骨的保存，可能效果很好，若住在阳宅中的活人就要窒息而死。所以古人为使生气聚而不散，采取蔽风的措施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生气是否乘（遇）风则散呢？
郭璞《葬书》说：“夫阴阳之气，噫而为风……行乎地中谓之生气。”又说“生气行乎地中，发而生乎万物。”这里说明了三个问题：一、风是生气噫噎而成的；二、生气是行乎地中的；三、万物是生气在地中运动变化，发而生乎在地面上的。
根据郭璞的逻辑，可以理解为与外界自然接近的地球表层为地表面（包括如泉水洞、涵洞、坑道等的四壁），地表面以内的为地中。蔡、徐、毛讲的所谓的风，都属于地表面以外的万物之一。而郭璞所谓的生气，是行乎地中（地表内）的。因此，地表内的生气如何能到地表外去乘风呢？如果地表内的生气，既到地表外去乘风，那又不是称为生气，而是成为万物之一的风了。那就是大风吹小风，风乘风则散风，而不散生气了。
所以郭璞《葬经》中所讲的风水的“风”是指“行乎地中的生气”，是地表下运动不息的物质能量。
何 谓 水？
郭璞《葬书》说：“土为气之母，有土斯有气。气为水之母，极有气斯有水。”可以理解为，所谓土，即五土，即地中，地即地球。是《周易》说的宇宙大太极中的小太极。就是说地球生生气。而郭璞《葬书》首段已经说过，“生气行乎地中，发而生乎万物。”水是万物之一，这里又说“土生气，气生水”岂不是重复产生矛盾吗？
原来郭璞所谓水，有两个概念，“生气行乎地中，发而生乎万物的水”即地表外可以看见的水，是宏观概念的水，江河、湖泊、海的水以及泉水洞的泉水、涵洞、坑道内的渗水……都属于地表外万物之一的水。“土生气，气生水”的水是微观概念的水，是地中即地球五土中阴阳气对立面自我斗争统一而产生的水，这种水仍然在五土中，即是土中含蓄的而没有外溢纪万物的水，仍然属于行乎地中的生气的范畴。
换而言之，地中的五土和地中五土的含水，就是行乎地中的生气的内在对立面（阴阳气）。五土是阳气，五土含水是阴气。地球表层内的五土和水对立斗争和统一，就发而生地表外的万物。这一理论，在唐代赣州杨筠松的风水实践中，察识生气，就是观土（龙脉）和察水（随龙水）已经发挥和体现出了。
界水是否止生气呢？
蔡、徐、毛的所谓“界水则止”是说不通的。因为生气是普遍存在的，是永远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，任何东西也不可能阻止生气的运动变化。郭璞《葬书》说的是“过水所以止来龙”，并未说过“过水所以止生气”。若界水阻止了生气。对岸那边便没有万物了。
因此，蔡、徐、毛的论点，是本于蔡元定的误释郭璞《葬书》，“气乘风则散，界水则止，古人为聚之使不散，行之使有止，故谓之风水。”的错误论点，是不合逻辑的。
晋·郭璞《葬书原著》（详拙作《晋·郭璞〈葬书〉考》说：“……其行也，因地之势，其聚也，因势之止，古人聚之使不散，行之使有止，故谓之风水。”
郭璞的所谓风，是行乎地中的生气噫而为风。也就是《葬书》说的“得水为上，藏风次之”和“内秘五行，外藏八风”的风。这种地表外的风，只可以收藏，而不可能躲藏，必须使聚集的生气不向地表外噫噎而成风。
对阴宅选址（点穴）於生气盈而不溢之处，或对墓地密封，使生气不噫，以收藏八方将溢而未外噫的生气。对阳宅的选址和建筑及其设备，以阳光充足，空气流通，温湿度适宜……等，就谓之藏风。
所谓水，即前述行乎地中的生气，发而生乎万物之一的，地表外的宏观概念的水，对风水的寻龙，必须要有随龙水。选址点穴必须在龙尽气钟诸水会聚之处。
总之，风水之所谓风水者，并非因风和水为风水之二大要素而得名，而是古人为使生气“聚之而不散，行之使有止”而采取的各种方法、手段或措施谓之风水。也就是“得水为上，藏风次之”，指的就是藏风和得水的地理术或风水术，就称之谓风水。
可见，生气为万物生存之本，是一种能量场，他影响万物与环境的一切变化。我们反思之，当水清秀美之处，必是生气之所，生气之所，当有能量之土，此地当是风水之宝地，当用之，居之。然“得水为上”，此理甚好！
